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七年之后，美国经济仍处在漫长的恢复期，复苏时间和难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即使美联储启动危机后的首次加息，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仍然疲弱。在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因素影响下，温和且缓慢增长恐将是未来五年美国经济的“新常态”，要想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并非大概率事件，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也将小于从前。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也在经历着几十年来鲜有的结构调整，个人和政府过度借贷进行消费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出口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外部红利要小于此前。未来五年里，中美经济体量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而中美经济的相互关联则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国内消费增速下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
弱复苏中调结构
美国经济在2009年萎缩2.8%，在2010-2014年间维持在1.6%到2.5%的低增速区间里。其中曾有个别季度增速达到4%到5%，但很快回落，明显逊于危机前3%以上的稳定增长。此外，非农失业率在2009年6月（官方宣布金融危机结束月份）为9.5%，奥巴马政府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将失业率降到5.4%（2015年4月），而美国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失业率水平应为5%到5.2%。截至2015年4月，美国通胀率为0.1%，此前不少月份还出现通缩，与美联储2%的通胀率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这些都反映出美国经济呈现弱复苏的态势。美联储至今对何时启动危机后的首次加息非常谨慎，外界也将加息时点从此前的6月推迟到9月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多次表示，美国经济复苏走势存在不确定性，加息没有既定时间表，需要紧密跟踪经济形势相机而动，这表明美联储非常担心过早加息会打击来之不易的复苏势头。
美联储前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美国经济正在接近全面复苏，但是这轮复苏的根基并不牢固，就业市场出现的复杂情况反映了经济弱复苏的本质。比如，虽然失业率稳步下降，但是劳动参与率一直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低点。
此外，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对美国经济的牵引作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增长的长期预期，人们倾向于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或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个人消费支出在2003-2007年间的平均季度环比增速为2.98%，但是在金融危机后只有少数季度增速达到这个水平，大多数季度增速都在2%左右。近来国际油价下跌也没有给美国消费带来预想的刺激效果。
私人库存投资疲弱是弱复苏的另一个征兆。斯托克顿说，很多美国企业目前手持大量现金，也不愿意更新厂房设备进行新的投资，因为他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感，宁愿在零利率环境下持有大量资金也不愿意冒险进行新尝试。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2015年一季度萎缩0.7%，原因是受到极端严寒天气和海外需求下降影响。这是六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的第三次季度经济萎缩，反映消费、投资、出口全方位的下滑。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表示，美国此轮复苏一直磕磕绊绊，对各种“逆风”反应非常敏感。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金融危机以来个人消费引擎减速对美国经济来说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过度消费本来就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节制消费可以进一步改善个人债务状况，应当算是美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上取得的积极进展。政府财政紧缩政策使得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健康，金融市场的纪律整肃效果明显，这些都是美国对危机所暴露问题作出的有益调整。
温和增长 “新常态”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美国专家表示，今后五年内，温和缓慢增长将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受制于美国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因素，美国经济想重回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并非大概率事件。这将取决于科技创新、移民改革、总统大选等诸多未知因素。同时，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经济的外溢性在上升，美国经济在全球的“火车头”地位有所减弱。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在2017年后的长期预测区间是2%到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没有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做出预测，但是IMF预计2015年和2016年的增速分别为2.5%和3%，世行对这两年的预测值都在3%，预计2017年将下降到2.4%。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趋势增长水平为3.26%，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水平为1.24%。而3%以上的年增长率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具有健康活力的重要标志。
斯托克顿认为，美国经济五年内的潜在产出增长水平不会超出2%太多，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周期性下降局面还将持续，移民制度僵化桎梏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短期内美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错误的宏观政策风险，如果美联储过快收紧货币政策就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复苏势头。此外，美国政界目前缺乏维护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共识，凝聚共识才能克服政治上的功能失调，避免诸如债务违约这样的“边缘主义”闹剧的重演。油价如果重新回到之前的高位也会对复苏势头造成打击。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西部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科特·安德森认为，一季度的疲弱数据说明半年前的火速增长态势好景不再。越来越多人相信美国经济未来最多只能保持2%的增速，如今的美国经济呈现每前进两步就要往后退一步的步伐。
接受采访的美国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展现出的复苏是在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呵护下实现的，但是美国政界在事关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比如，联邦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使得教育科研经费被大幅削减，政治僵局导致基础设施老旧却一直无钱修缮，这些正在影响着美国经济的中长期竞争力。
关于美国未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前景，以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布朗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在一段时间里已经接近科技创新的尽头，科技对生产率的刺激作用会逐渐衰减。但是以斯托克顿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科技创新经常带给美国积极的惊喜。美国在生物技术、计算机人工智能、无人交通工具研发等领域出现新亮点，但是能源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所下降。斯托克顿表示，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仍然来自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如果未来美国能将自己擅长的这些领域延伸到其他新兴经济体，比如进入中国更多的服务业市场，将会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重要新动力。
重振制造业尤其是发展高科技、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是奥巴马政府为巩固经济复苏、刺激就业的重要举措。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制造业曾经是美国人步入中产阶级的一条广阔通道，以及美国保持处于创新前沿的重要意义。奥巴马提出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不能让中国、德国等国赶超。
为此，美国政府已投入百亿美元在全国建立了多个产学研高度衔接的、以３Ｄ打印、半导体芯片等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奥巴马政府还投入数亿美元培养制造业和其他高增长行业紧缺的“学徒”，并希望在资金利用和培训模式上做出一些有益的改变。
尽管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振兴制造业，但是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美国未来经济的重心应该是占经济总量７０％的服务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制造业不需要更多人手就可以创造更多产出。斯托克顿预计，今后五年内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例将继续下降，制造业的生产率已有很大提高，创造的就业岗位会进一步大幅下降。奥巴马政府推行鼓励制造业回流政策部分是因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创造就业的政治需要，但是目前回流情况并不理想。美国下一任总统是否会继续鼓励发展制造业尚存变数。
应当看到，虽然美国经济在中短期内无法回到危机前水平，但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并未动摇。美国将继续通过美元储备货币地位、搭建新的贸易合作框架夯实其霸主地位。
中美经济互联加深
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的相互关联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需要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国内消费增速下降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如果能在未来五年内生效，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中美经贸投资往来的版图，汇率暂时不会成为中美交恶的导火索。
杜大伟认为，今后五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仍将增长，但是增速不会像以前那样快。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人正改变超前消费习惯，美国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对经济增长拖累明显，美国不会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因此，中国需要适应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速减慢的趋势，将发展重心放到刺激国内居民消费上来。同时，政府应加大在教育、科研、社保上的支出，这些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投入将帮助中国更好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美国人在未来五年里能更多地储蓄，中国人能更多地消费，这将帮助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实现互利互补。
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美两国都在进行着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中国的经常账户贸易顺差占GDP比例已大幅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也显著下降，双方都在走向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她认为今后五年里，中美两国都应致力于保持这种平衡发展的趋势。
目前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重心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由于中美并非战略盟友，使得中美双向投资目前在各自接受外国直接投资（FDI）中的比例都非常有限。美国将BIT谈判视为打开中国服务业市场大门的重要契机，尤其对金融、保险、医疗等美国拥有较强优势、而中国对美国又相对封闭的服务行业抱有浓厚兴趣。中国向美国适度开放这些行业，将可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开放的程度和速度需要结合国情。
同时，美国也已认识到美国政界对华时常表现出的不友好氛围，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让中方在美投资缺乏安全感。
美国正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弱复苏阶段，对能为本国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的海外投资非常渴求，很多地方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非常欢迎。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对华抱有“冷战”思维，在中国投资项目上不时作梗，未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中国企业应尽量避开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业。美国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对外资的开放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企业未来进入这些领域需要在当地营商环境、法律架构、人才储备方面做好功课。
和BIT谈判相比，人民币汇率已不再是中美经贸政策博弈的焦点。虽然美国财政部仍然坚称人民币汇率被大幅低估，但是同时也承认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诸多进展。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迫于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奥巴马政府会继续表现出就汇率问题施压的政治姿态。多位接受采访的美国专家认为，未来中美汇率之争将会降温，但是不排除如果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新一任美国总统上台后会实施更保守的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会再次沦为“替罪羊”的可能。
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得以突飞猛进。从2003年起，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跌，并将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外溢效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美国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带动发达经济体生产率提高0.4个百分点。美国生产率的变动还会对接受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经济体和在科技创新上对美国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产生较大影响。
斯托克顿认为，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联系不仅局限于贸易和双边往来，也体现在多边经贸关系中。比如中国经济减速对东盟国家和拉美国家影响很大，而这些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让中美经济往来中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联系纷纷浮出水面，必然还有更多暂时无法预测的联系隐匿在水下。中美经济向好对彼此都有利，两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哪些可以促进共同增长，而不是聚焦在分歧上。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