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世界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增长基础并不稳固，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增长动能开始减弱，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消除，一些结构性问题仍很突出，未来的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从趋势上看，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重构，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一、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份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3.7%，略低于2017年3.8%的增速；预计2019年增长率为3.5%，这比2018年10月份报告的预测低了0.2个百分点。
（一）世界经济有望延续弱复苏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2016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出现回暖迹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加速并带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全球主要经济体一度出现同步复苏。但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主要经济体走势开始分化，世界经济扩张势头回落，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困扰各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明显分化，部分国家股市遭遇重挫，经济普涨的乐观情绪趋于降温，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
2019年世界经济大幅失速或陷入衰退的风险整体可控，有望延续弱复苏态势，但增长速度趋于放缓，主要经济体走势进一步分化，总体上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超过10年，以往的重大风险已基本释放，但新的风险又在形成，短期内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却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给各国的宏观政策提出新挑战。在经济减速和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都面临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艰难抉择和平衡，财政货币政策的分化和取向存在不确定性。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
美国经济增速趋于回落。2018年美国经济在减税和前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强劲增长，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前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分别增长2.2%、4.2%和3.4%，其中第二季度创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快增速；全年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尤其是2018年9月至11月3.7%的失业率创下49年来最低水平，基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通胀压力不大，家庭资产负债表持续改善。基本面不断改善为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但预计增长速度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主要原因是：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边际效应逐步递减，持续加息将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大规模贸易摩擦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而困扰美国经济的政府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收入分配不均、中产阶级剥夺感增强等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2018年第四季度美国股市剧烈波动并跌破年初水平，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预示着企业盈利高峰期已经过去，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趋弱。IMF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2.5%，增幅比2018年降低0.4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仅能维持低速增长。2018年欧元区经济高位回落，全年增长1.8%，增幅比2017年下降0.6个百分点；其中，四个季度同比分别增长2.4%、2.2%、1.6%、1.2%，呈下行走势。2019年欧元区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英国“脱欧”、意大利财政问题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法国国内局势依然动荡，美欧贸易争端暗潮涌动，一旦诸如英国“硬脱欧”等极端情况出现，将对欧元区经济形成剧烈冲击。为刺激经济复苏，欧央行自2015年开始实施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计划，但该计划已于2018年底结束；不过已经投入市场的资金存量巨大，3年来欧央行通过该计划累计购债总规模约为2.6万亿欧元，其资产负债表由2.2万亿欧元扩大至4.7万亿欧元，金融市场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将对欧元区经济增长形成一定支撑。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先行指标仍处于荣枯线之上，表明经济仍在扩张，加上失业率缓步下行、企业投资有所上升，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2019年欧元区经济有望继续维持弱增长态势。IMF预测，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1.8%下降到1.6%。
日本经济增长疲弱且不稳定。2018年日本经济增长并不稳定，第一、三季度均出现负增长，日本内阁府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全年实际增长0.7%，增幅比2017年下降1.2个百分点；物价走势依旧疲弱，但失业率持续保持在2.5%以下的较低水平。近期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商业信心指数不断下行，私人消费和商业投资疲软，企业利润下滑，加上人口老龄化严重、结构性改革推进困难、高债务压缩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等难题，2019年的经济形势也不乐观，季度间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IMF预测，2019年日本经济增长1.1%。
（三）新兴经济体走势继续分化
2018年，新兴经济体“苦乐不均”。亚洲发展中国家方面，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年经济增长6.6%，增速位居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印度莫迪政府2016年11月宣布“废钞令”，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约占全部流通货币总值的85%），对印度经济造成强烈冲击；两年过去该政策影响逐渐消退，税收改革积极效应也逐步显现，扭转了近年来经济连续减速的态势。东盟国家经济整体表现良好，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外贸易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能源资源出口国方面，得益于国际油价支撑，俄罗斯经济逐步企稳，但近期石油价格前景减弱给俄罗斯增长预期带来不利影响；俄经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日前表示，预计2019年俄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2%放缓至1.3%。南非经济一度陷入衰退，直至2018年第三季度走出衰退，但经济增长仍面临矿业产出下降、土地和矿业改革不确定性对投资者信心形成打压等诸多挑战，预计2019年经济增长1.4%。中东地区主要石油出口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沙特阿拉伯政府于2016年推出的旨在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2030愿景”初见成效，经济从2017年的负增长转向正增长。拉美国家方面，受货运卡车司机罢工、私人消费放缓、政局不稳等因素影响，巴西经济增长疲弱，2018年经济增速预估仅为1.3%。阿根廷经济形势严峻，货币贬值、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形成彼此强化的“负反馈”，2018年全年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47.6%，创1991年以来最高纪录；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最新报告预计，2018年和2019年阿根廷经济分别下滑2.6%和1.8%。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但总体上仍未摆脱在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全球经济运行大格局中的地位仍有待提升。2017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复苏更多源自发达国家市场扩张的带动，自身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弱、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社会领域欠账多等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加上对外需市场、国际融资环境、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较为敏感，内生性增长动力不强，释放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破题。2019年，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继续正常化、外部融资环境进一步收紧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较大压力，走势不确定性增大，并将继续分化。IMF预测，2019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6.3%，高于世界新兴经济体总体4.5%的平均水平；而中东北非地区增长2.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仅增长2.0%。
二、2019年世界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超过10年，但其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2019年世界经济仍将继续深度调整，一些风险点值得高度重视。
（一）贸易保护主义阴影难消
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为各国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也积累了深层次矛盾，遇到了新的挑战。过去30年，全球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GDP差距扩大近120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总和。从国家内部看，部分国家对外产业转移造成岗位流失，蓝领工人就业受到严重冲击，中产阶级收入减少，社会结构恶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繁荣表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社会矛盾，贸易保护主义大量滋生并不断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因复杂而深刻，短期内难以风平浪静。历史经验表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方，无一例外地会遭受对手方的反制，最终结果往往是“双输”。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多个经济体间的贸易争端，一旦局势失控而演变为大规模贸易战，势必拖累全球贸易投资增长，削弱世界经济复苏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国本应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但有些人却把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给未来世界经济复苏横添阻碍。
（二）全球流动性可能进一步收紧
近年来，美联储通过“加息+缩表”方式加快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已加息9次。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债收益率倒挂等因素影响，平衡控制经济金融风险和避免经济衰退的难度上升，但整体看仍处于加息通道。从历史上看，美联储每次加息都会导致资产价格重估和市场波动，拖累美国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增长，进而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由于美元独特的全球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外溢效应十分明显。在之前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广大新兴经济体吸收了大量新增流动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复苏，但房市、股市的虚假繁荣也积累了较高的金融风险，延误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时机。如果美联储“加息+缩表”持续推进，全球流动性恐将不断收紧，给新兴经济体复苏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基本面较差、外汇储备较少、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出现资产泡沫破灭、资本流入逆转、债务负担剧增等风险的概率上升，甚至不排除在局部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历史上，美联储启动每一轮加息周期都会导致若干新兴经济体陷入困境，2018年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出现的严重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经济减速便是实例。
（三）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波动可能加大
2019年，全球流动性趋紧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将导致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和资产价格重估，可能还会继续引发国际股市、汇市、债市调整波动，增加世界经济运行风险。近10年来，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动下，全球股市整体上涨，但2018年10月以后在美股暴跌带动下大幅下挫，截至2018年底，除了印度、新西兰等个别国家股市较之年初尚有微幅上涨之外，其他经济体股市皆“由牛转熊”。虽然2019年初以来全球股市出现反弹，但全年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美元汇率整体处于高位震荡状态，截至2018年12月中旬，美元指数比年初上涨超过6%，不排除2019年美元汇率高位回落的可能。
2019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宽幅波动，给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运行带来复杂影响。2018年国际油价高开低走，考虑到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增长、国际原油供需基本平衡，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但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非OPEC国家博弈、美元汇率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个别时期还将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IMF预测，2019年国际油价将下降14.1%，非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7%。
（四）地缘博弈竞争加剧
近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大国关系进入分化重组新拐点，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影响。
当前，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热点颇多，特别是作为重要油气资源产地的中东地区地缘格局远未定型，有关各方反复争夺，局部地区局势失控的风险客观存在，增加了国际油价走势不确定性，也将经由国际贸易渠道影响油气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济运行，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三、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展望
从中长期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历史大势不可逆转，但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依然较多，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一）世界经济仍将继续深度调整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加速重构，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正在孕育新突破，人类面临的巨大资源环境压力和美好生活需要正在转化为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布局以绿色、低碳、智能为特征的新兴产业，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等作为发展重点，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一轮产业革命已初见端倪。另一方面，具备广阔产业化市场化前景的重大技术突破和通用技术创新尚在孕育之中，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仍未形成，全球潜在增长率受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长期投资疲软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困扰不升反降，世界经济仍处在新旧动能、新旧产业和新旧业态转换的调整期和过渡期。
从趋势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推陈出新”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步伐、节奏将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近年来全球债务过度扩张，IMF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债务总规模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高出50%以上，加上全球流动性趋紧，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增长的空间不足。综合判断，未来一段时期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将难以重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增长。
（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深入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增长面临重重压力，结束了新世纪以来全球贸易量增幅超过全球GDP增幅的历史，经济全球化速度减缓。2017年全球贸易量强劲增长5.3%，但2018年下半年全球出口订单、国际空运、集装箱港口吞吐量等贸易驱动因素均面临下行压力，IMF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为4.0%，出现明显下滑。
受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人员和技术流动均面临多重阻力，然而资本的逐利性不会改变，必将冲破各种障碍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加上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持续推进、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会逆转，而是在时代大潮中波浪式前进、在艰难曲折中向纵深发展。
（三）国际经贸规则深刻重组重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贸规则实现了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从贸易向投资、知识产权以及发展援助等议题的不断演进，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当前，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正在拉开序幕，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以及新旧规则相互交织，新一轮规则博弈正在展开。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政策空间仍需保障。另一方面，受自身结构性因素影响，部分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经贸合作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甚至是“吃了亏”，希望通过重构全球经贸规则、构建高标准自贸协定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
2018年底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北美经济板块经贸规则的重新整合，该协定实质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核心条款卷土重来，其中“毒丸条款”（该条款实际上禁止缔约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议）等排他性安排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未来围绕全球经贸规则调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推动WTO进行必要改革，开展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贯彻开放、包容、非歧视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也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发展仍是大势所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性依然较强；发达国家尽管整体实力相对下降，但依然拥有产业、科技、军事和软实力等优势。随着全球治理格局“南升北降”、“东升西降”，国际社会对以制度化、规则化方式有效解决国际事务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的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贫富差距、南北差距等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赖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排他性、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问题依然严重，越来越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和适应形势变化，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从长远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