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结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经济稳中有变仍有下行压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需求增速放缓。
首先是消费能力不足。2018年3月份之后，月度消费增长率持续下降。消费增速放缓除去汽车消费受政策影响发生波动等短期因素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201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速也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与买房、年轻人消费贷款等比较活跃的消费行为联系，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很快。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7年的49%；家庭和个人负债水平明显提高。此外，2018年受股市、房市价格波动影响，居民家庭的财富效应减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2018年12月份到今年1—2月份，消费增速虽略显企稳，但基础仍不牢固。
其次，在消费增速下降的同时，2018年投资增速也有明显下降。2018年，投资增速为5.9%，较2017年降低1.3个百分点。在房地产、制造业等市场主导的投资保持回暖态势时，投资增速下降，主要由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滑引起。2018年2—12月份，不含电力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同比由16.1%降低到3.8%。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房地产销售下滑明显，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活动趋冷，房地产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从各类投资之间关系看，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着制造业投资的走势。如果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低迷，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不会出现明显上升。综上，投资增长尽管有企稳迹象，但基础并不十分稳固。
在消费、投资等内需增速下降的同时，2018年出口增速也出现明显下降。如果内需增速下降叠加出口增速下降，则总需求下行压力不容低估。一旦需求持续走弱，就会使企业的销售困难、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等会接踵而生，进而会对就业、居民收入、银企债务关系、金融系统稳定等多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2018年7月末和10月末，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进行针对性安排部署，提出了“六稳”的目标；2018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安排部署。随着稳增长相关政策落实，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开始显现积极迹象。包括消费增长趋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投资增速回升等。流动性紧张问题明显缓解，利率水平下降，政府债发行进度加快。市场信心也有明显改善。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预计中国经济将呈现企稳回升的积极态势。
经济增速“换挡” 原因主要来自需求侧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观点不一，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从供给侧入手分析，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消失，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可能使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并据此认为是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二是从国际比较入手，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一般性特征的归纳，指出当人均收入（换算为统一的货币单位）水平达到某一标准时，经济增速就会明显下降。并据此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条件的变化，进而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其三是从出口、投资等需求增速的客观变化入手，分析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
其中第一、第二种分析，对经济增速下降原因的解释力在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例如，中国当前不是劳动力资源不足，而是就业压力较大；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也尚未直接影响到年度经济增长水平，相反，近年来研发投入明显增加，技术进步速率有所加快。再如，中国现代化道路无论从体制机制选择，还是从发展路径探索，无论人口规模，还是所处时代技术供给状况，都与发达国家曾经的时代特征、发展条件有很大差别，国际比较还需要在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上再下一番功夫。此外，在中国城镇化尚未完成前，提出城镇住房市场已经达到供求均衡点的结论，与大城市住房难、住房贵的现实也存在明显冲突；与一些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涨价压力也明显不符。第三种分析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中国经济增速长时间深度下调，主要是由于出口、投资等需求增速持续大幅下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0—2016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速，按美元计算，由31.3%降低到—7.7%，降幅超过39个百分点；受国内城镇化矛盾和问题影响，2010—2018年投资增速由23.8%降低到5.9%，降幅近18个百分点。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64.6万亿元，出口为16.4万亿元，消费零售总额为38.1万亿元，投资、出口占三大需求总量的68%。这说明从企业订单角度看，出口和投资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出口与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时，企业订单会严重减少，销售困难会显著加大。由此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是引起企业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销售困难导致的开工率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增加值减少，也是GDP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协调好高质量发展与保持合理增速的关系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即在供给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短缺和供不应求现象总体消失。与此联系的是需求增长速度趋稳。在基本消费需求总体得到满足后，消费、投资增速开始趋稳；从外部环境变化看，出口增速总体也趋向平稳。这些共同决定了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大体平衡。市场形态变化，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这不意味需求的重要性下降。支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大多数企业产品销售顺畅，资金周转顺畅。离开这些条件，企业在投融资和技术改造等诸多方面就会遇到严重困难。如前面分析，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影响，出口与投资需求增速大幅下降，由此导致的需求不足矛盾，以及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与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变化。由前述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与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应的经济增速适度下调，也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经济增速下降，主要由于需求方面的变化。当提振内需、稳定外需的条件不断改善时，必须及时把握，通过宏观政策有效提升总需求水平，增加企业订单，普遍改善产品销售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达到潜在水平附近，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宏观环境，对充分就业提供基础性支持。
积极扩大内需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淡出，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明朗；我国城镇化正在克服困难，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出口增速自2017年始明显提高；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投资增速2016年以来显著回升。支持总需求增速提高的有利因素明显增加。必须及时把握这些积极变化，与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努力稳定出口，增加有效投资，适度提高总需求增速。
要按照今年全国两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采取综合措施，充分释放中国经济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较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结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从逻辑上看，扩大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须增加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增加就业重点需要搞好中小企业，搞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已趋近市场饱和点）。为此，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为重要。在居民因收入约束而消费能力不足时，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增速，是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有效的措施。增加有效投资，稳定投资增速，最重要的是稳定房地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分析表明，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高度正相关；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程度，决定着投资的增长水平）。因此，扩大内需近期应该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稳定房地产投资，当前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不同作用，积极增加城市住房供给。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尽快取消限价等直接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调控措施，积极发挥市场价格调节供求的作用。政府要在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房住不炒”、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增加土地供给、稳定相关金融环境等方面着力，在合理增加保障性住房方面着力。通过市场与政府合理发挥作用，推动房地产投资保持平稳健康增长。
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必须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当前面向现代化远期目标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活动进入关键时期。要抓好长远综合规划制定工作，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的19个城市群规划基础上，根据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远景目标，提出分阶段的建设任务，增加高水平项目储备。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要加快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建设债券发行工作，发展好资本市场寿险、社保等长期金融产品，支持长期建设债的发行工作，用好、用足中国经济长期高成长红利。在这些工作基础上，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