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的客观事实，要在高水平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发展服务业，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助推工业化水平，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 并举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促共进。
国际经验表明，大型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单兵突进地发展工业或者服务业都不可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制造业过度转移而选择了单一的服务业发展道路，动摇了国内实体经济基础，也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我们既要继续筑牢制造业基础，也要保持现代服务业良好发展势头，采取适合我国国情、务实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之路。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从全球经济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变革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上升，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就全球2010年到2017年的对比来看，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工业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27%下降至2017年的25%，制造业占比没有变化，服务业占比从2010年的63.1%上升至2017年的64.9%。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占比的下降趋势同样明显，2017年和2010年相比，全部下降了1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占比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偏小，为0.3个百分点。再看欧洲和中亚地区，农业和制造业基本保持不变，工业下降明显，服务业从2010年的64.1%上升至2017年的64.3%。北美地区走势也基本相同，农业和制造业保持不变，工业有所下降，服务业占比从75%上升至76.7%。整体来看，全球范围内工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若按收入高低划分标准的数据来看，在此期间，除了全球低收入国家，工业占比从2010年的23%上升至2017年的25%，服务业从41.6%下降至40.2%外。中低收入国家、中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农业和制造业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工业占比明显下降和服务业占比明显上升的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服务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这一发展趋势同样可以从就业人员人数的行业分布来一窥端倪。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在199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工业基本保持稳中缓增的发展态势。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在1991年，服务业吸纳了全球就业总人数的34.58%，到了2004年，其首次突破40%大关，当年共吸纳总就业人数40.67%，截至2018年，服务业吸纳全球总就业人数已高达48.77%。服务业毫无争议地成为吸纳劳动就业最大的部门，是劳动就业最主要的贡献者。
中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动因与事实
判断“服务经济时代”的基本标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富克斯（Fuchs）在其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1968年版）提出过“服务经济时代”的判断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现在正在经济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在这里，富克斯是用服务业就业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来判断“服务经济时代”。
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对于我国这样大型经济体而言，仅有这个指标是不够的，用这一个指标过于单一，还要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消费比重，服务业开放度等指标。2018年，我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约为46.3%，与富克斯说的判断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5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超过了68%。居民消费方式的服务化趋势也很明显，新技术在服务业领域运用非常广泛，有些技术的运用甚至发端于服务业领域。
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体）是否是“服务型社会”或者是否处于“服务经济时代”，必须要综合考量，至少要综合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这两个指标。
中国迈入服务经济时代的主要驱动因素
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改变了需求结构，文化精神等服务需求快速提升。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到2016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8472元上升到2018年39251元的水平，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以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17元，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0%以上。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迅速崛起。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预计到2022年将增至6.3亿，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和全国人口数量的45%。中等收入群体拥有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对追求高品质生活有着强烈欲望，也愿意为优质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文化精神领域的消费欲望以及日益增大的群体规模，将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从恩格尔系数来看，自199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0.1%下降到2018年的2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8.6%下降到2018年的30.1%。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最初的基本物质需要转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城乡居民家庭的服务消费占比逐年提升，每年约提高0.8个百分点，占消费总支出的1/3强。目前，消费者用于自身发展、休闲享受型服务消费的比重、内容方式不断增多，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进入服务消费阶段，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日益呈现碎片化、个性化和体验化趋势。消费者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及消费体验，体现在消费支出上就是用于医疗美容、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和体育健身领域的支出逐渐增加。
二是制造业强国建设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互促共进”，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找到了新思路、新路径，更是抓住了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的“牛鼻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从发达国家产业演变历史看，从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柔性化生产模式取代福特制生产模式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日趋突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地位开始不断提升，制造业外购从制造业内部分化的或从市场内生发展来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并且在产品消费中还要消费大量的互补性服务，以提升自身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争取更大的价值。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70%。世界500强企业中，56%的企业从事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稳居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首，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偏重于组装和制造环节，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价值链上游（如研发设计）和下游（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高端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并向生产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三是新型城镇化拓展了服务业发展广阔空间。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018年达到59.58%，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最主要的空间形态。在现代社会，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服务业的规模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由此引发的城镇服务需求空间巨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品质上，新型城镇化将对服务业的规模迅速扩张和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四是农业现代化为服务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符合我国当前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对于践行扶贫减贫、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等新时代重要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农业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种植业”的发展，还需要特别关注农业的产前、产后问题，关注拓展产业链条之后的附加值和综合效益问题。而农业的产前、产后问题，已经属于服务业的发展范畴，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这些年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大力针对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建立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低碳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要建立起强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化农业，就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系，通过发展包括农村金融、农业科技、涉农物流、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机租赁等为农服务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显然，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为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和延伸服务产业链条创造了新动能，提供了新机遇。
五是技术创新催生服务供给新内容。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成为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趋势明显，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架构和标配。这些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着商品和服务，不仅前所未有地重塑消费模式，还将颠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使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激发服务领域的持续创新。在服务内容、服务供给主体及提供方式等方面赋予新的内涵，将促使产业价值链分解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商业模式、运作方式、管理方式上的更新迭代也将成为常态；与此同时，还会促进一大批新兴服务业的崛起和发展，带动服务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是不争的事实
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对GDP贡献率明显提高。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企业、居民、政府对服务业需求日益旺盛，拉动了服务业增长；技术进步则极大地改善了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了服务流动或交易的可能性。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1980年至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7％，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2.3％上升到52.2％，提升了29.9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也从1980年的19.2％上升到2018年的59.7％，提升了40.5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二是服务业就业增长显著，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劳动就业是最真实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变化的指标，代表性产业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伴随着服务业的快速扩张，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为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就业最大的部门，此后的年份不断拉大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差距，服务业劳动就业的占比显著提升。1980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从13.1％上升到46.3％，提升了33.2个百分点。其实，在我国，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被低估了。因为，许多农村劳动力被统计为农业劳动者，但实际上在从事服务业工作，比如乡村旅游、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总之，服务业就业成为我国劳动就业主渠道，这是一个不争事实。在我国，这种趋势有正在加快的可能。如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的作用，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或者优先考虑的议题。
三是利用外资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2001年以前，外商投资基本聚焦在制造业；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及外资对我国服务业市场前景的看好，外资投资于服务业的比例迅速攀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只占24.7%，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首次超过50%，2018年则攀升到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最为“青睐”的选择。
服务经济时代的“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仍须并举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有些地区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的客观事实，要在高水平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发展服务业，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助推工业化水平，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 并举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促共进。
国际经验表明，大型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单兵突进地发展工业或者服务业都不可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制造业过度转移而选择了单一的服务业发展道路，动摇了国内实体经济基础，也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既要继续筑牢制造业基础，也要保持现代服务业良好发展势头，采取适合我国国情、务实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之路。
先进制造业，有些可以高起点发展，有些则可以通过改造传统制造业升级而来。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嵌入，这也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有着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对这些传统制造业，不能简单地抛弃或者拒绝，而是要坚持“扬弃”的原则。这就有赖于知识服务元素对传统制造业的融入或渗透，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其转型升级。这样做，既避免了传统制造业简单被淘汰引发的社会震荡，也为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提供了空间，还为先进制造业发展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径，是“双赢”或“多赢”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