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脱钩与中小企业倒闭潮是未来面临的两大风险。

目前国外已经普遍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群体免疫，加上接种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均达到8成以上），国外的每日新增病例出现骤降，美国从年初的50万以上，3月以来稳步降至5万以下，法国从30多万降至10万左右，俄罗斯也从10多万降至1万左右。

随着疫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很多国家纷纷调整防疫等级，放宽人员流动限制，比如，瑞典宣布取消所有疫情防控措施；韩国也从25号起取消一切管制禁令；日本则计划从夏季起，将新冠肺炎从传染病第二等级下调到第五等级，降为普通传染病。预计，国外在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有望实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所以说，现在国外普遍进入“后疫情时代”。

我国由于过去采取了成功地清零政策，社会感染水平处于世界最低状态，因此，缺乏国外的免疫屏障，当西方纷纷放开疫情管制后，我国防疫陷入两难境界。在全球经济、人员流动日渐活跃起来的情况下，如果长时间维持国内的封控状态，固然可以维持较低的感染率，但是生产要素的交易和流动长期被限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系统性的挑战。

在这里主要讲讲封控对中国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因为这两个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性问题。

一、对供应链的冲击，加大外部与中国脱钩的风险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与外部的脱钩风险就在加大，美国为首的西方处于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的双重考虑，试图重构供应链，降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系统的地位，将印度及东南亚塑造成为新的供应链中心。

后疫情时代，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防疫政策导致企业生产、出口及人员流动的极大不方便，中国日渐成为一个“孤岛”，而另一方面，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强力复苏，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日韩企业，都对印度和东南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供应链正在加速向这些中国竞争转移。

现在越南经济强力复苏，去年疫情虽然严重，但是进出口总额依然突破6000亿美元，创造新的历史记录。据越南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刚刚过去的3月份，进出口总额为673.7亿美元，环比增长38.1%。其中出口额为347.1亿美元，环比增长48.2%，越南很多工厂本年度的订单都已经排满，今年贸易总额有望达到8000亿美元。

而越南出口货物最主要的两个产品是：手机及其零件，上个月出口额148.8亿美元；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其零件，上个月出口额132.4亿美元。如果长三角不及时复工，珠三角也维持严格的lockdown，那么可能会促使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上的外企转向越南。最近日本领事馆致上海市政府的信，提出了在沪11000名企业的困境，以及表达了对撤资潮有可能发生的担忧，这个现象值得重视。

另外印度的经济复苏也值得重视。根据3月1日，印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度GDP增长率高达8.9%，成为全国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预计今年仍能达到8%以上。

印度2021财年出口额达到6689亿美元，比2020财年增加34%；刚刚过去的3月份，出口额达到639亿美元，同比增长14%。今年印度的出口额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达到日本出口总量的90%左右。未来两三年印度有可能成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出口国。

美国总统拜登于去年2月份签订《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旨在供应链问题上“去中国化”，印度则是其主要替代目的地。受政治风向以及经济因素考量，惠普、苹果、戴尔等纷纷在印度布局新的供应链。

以苹果为例，该公司三大代工厂鸿海、和硕和纬创均已经在印度投资建厂，有逐步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到印度的打算。由于封城措施导致苹果在昆山和上海代工厂，以及多个供应链厂家的停工，今年在印度生产的苹果手机将创新高。

代工厂的搬迁和供应链的调整，并不像一些人分析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影响中国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大事。因为，如果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都是围绕某些国际大企的供应链做起来的。如果代工厂日后全部搬迁到印度，就有可能在印度培养起与中国相匹敌的供应商体系，对我国的相关产业都是严重挑战。

从目前来讲，我国参加全球化的最大优势仍在于供应链，而不是日韩那样在90年代末已经建立起的科技创新研发和品牌的顶端地位，中国如果丧失供应链的中心位置，那么其冲击，要远远大于制造业日韩转移到中国的冲击。

当然，封控对供应链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外企，更涉及到我们本土企业。比如，华为和小鹏汽车高管都已经呼吁，如果不复工，那么这两个企业到5月份就无法维持运营。

全域静止对生产、物流的限制，以及出入境隔离制度对人员的限制，导致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根据港中大宋争教授的研究，全面封锁会使城市之间经济成本增加67%，城市内部的经济成本增加144%) ，以及国际经济往来成本远远大于国际同行，对于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不利。

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问题

在这里谈中小企业，是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最脆弱。另一方面， 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角色最重要，为全国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和80%的就业岗位。

大企业具有雄厚的资产和充足现金流，以及足够的社会信誉做保障，抵御风险能力一般比较强，尤其是我国大型企业又以国企为主，更有国家资源的背书，可以说是全球风险等级最小的企业。那些中小企业在面临经济社会形势下行的时候，抗风险能力就小的多。

根据艾瑞咨询的研究，2020年疫情第一年，我国大型企业利润率同比仅仅下降0.8%，可谓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下降30%和37.4%。又根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等人在2020年初的疫情中，对1400多家中小企业的调查，在没有任何营业收入的情况下，34%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只有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再看疫情限制措施维持时间。根据流行病传播规律，一个地方一旦病例达到2000以上，那么封城的周期就要达两个月以上。比如，年前西安从封城到解封用了34天，而商业完全恢复用了两个多月；目前长春已经封城近两个月，预计解封至少要到5月初；上海的静止状态，预计至少将持续到5月份底。那就意味着，如果政府没有有效的纾困措施，将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在两个月以上的封城中面临倒闭的风险。我们也可以参考美国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来看封城状态下中小企业的状况。美国媒体《政治家》（Statesman）的研究，从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全美小企业倒闭了37.5%，封控最严重的加州倒闭了39.1%。又根据纽约时报的媒体报道，加州在疫情后，大约三分之一的餐馆永久停止营业，疫情最初6个月，中小企业倒闭3万多家，加州失业率刷新历史记录，达到12%以上（疫情前为4.5%左右）。疫情的传播规律决定了，我国疫情爆发地基本都是人员流动率高、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这些地方也是中小企业最集中之地。因此，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据统计，上海有中小企业近70万家，浙江有250万家，江苏有近300万家，广东有630多万家，仅仅这几个地方就累计达1250万家。如果持续封锁两个月，带来的企业倒闭率将远远高于美国疫情中的企业破产率。即便是像美国那样四成左右的企业的倒闭，那么累计倒闭企业也要达到近500万家，将降低政府税收近四分之一，使得数千万人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疫情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7.5万亿，而目前突破50万亿。清华大学五道口经济学院廖理教授对疫情的追踪研究也表明，即便是2020年下半年经历了强力的经济复苏，当年中小企业倒闭数量仍旧达到2019年的三倍左右。这些都说明，经过这两年的疫情，我们中小企业运营的压力是多么大，经营是多么困难，未来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倒闭潮。所以，我们后疫情时代对中国的冲击，可能远远大于前两年的“前疫情时代”，为了应对这种国内、国际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有必要做到：

1. 目前疫情放开管制的最大挑战是老年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仅仅官方统计的就有5600多万老年人未接种疫苗，根据笔者的了解，这个数字实际更庞大），国家对基层的防疫压力重点指向加强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不能让国家经济为了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无限期买单下去。2. 精准防疫，确保工厂的开工率和物流通畅，避免不分青红皂白、一封了之的“懒政”。以物流为例，从3月底以来，上海卡车物流活跃程度降低85%，长三角降低60%，全国降低30%，全国1728万卡车司机随时面临被困在路上的风险，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3. 设计一套精准、科学的入境隔离程序，逐步扩大与境外的人员流动频率，避免中国与境外人员“脱钩”的出现。4. 做好对中小企业的和失业人员的减税、延缓贷款工作，尤其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性国企在非常时期的减收让利，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真真正正体现其全民所有的属性。